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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远去的两位“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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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整理

编者的话:

2016年5月,我们失去了105岁的“女先生”杨绛;9月4日,另一位107岁的“杨先生”也走了。这位杨先生是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财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一生著述丰富,90岁时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还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

一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一位是一生“以义制命”的湖湘“真铁汉”。两位“杨先生”虽已远去,但其留下的著作书香悠长,永存着治学之精神,为人之风范。

杨敬年:“能受天磨真铁汉”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2016年,是他的《国富论》正式出版240周年。清朝末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不仅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引进了“富先生”——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出版了《国富论》。这是《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2016年9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了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向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富论》是我1998年90岁的时候翻译的,当时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3000字,下午校对, 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才知道一共74万字。2005年我又增译了原书的主题索引,有6万字,一共就是80万字,于是又重新校对了一次,这就是第二版。后来又出了第三版的珍藏本。到今年已经是第16次印刷,一共发行了7.2万册……

7天前的9月4日,杨敬年先生去世。还有两个月,他就108岁。这篇他生前已写好的书面发言,成为他最后的学术文章之一。

“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1998年,杨敬年90岁。

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他自幼失怙,由外祖父和叔祖父抚养长大。多年后他回忆,家境贫寒而破碎的自己“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在动荡和苦难中坚持求学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立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但3个月后就发生了“马日事变”,他只能离开黄埔军校。1932年他考入了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去江苏省民政厅的机会,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1945年,他被选拔为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3年后,他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召唤,他放弃赴美国的计划,回到了南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

但此后他的人生道路,真是历尽“天磨”:

1957年,年将半百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可以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经71岁。

1974年,68岁的发妻李韵兰中风瘫痪在床。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飘蓬因急病去世……

但再大的苦难,杨敬年都挺了过来。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不是宿命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能受天磨真铁汉”,湖南人左宗棠的这句话,他时常提起。

当年,妻子中风后病情危急,天津总医院的大夫告诉杨敬年:“准备后事吧。”但他不放弃,在妻子身边寸步不离地守了9天9夜。此后,妻子的床边搭着杨敬年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敬年守在已瘫痪的妻子旁边,“我心里非常安定,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不能走。要死,那就同死呗。”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 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他还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但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唐山地震后,一家人搬进地震棚。每到夜晚,杨敬年搬着凳子,坐到大树底下,借星月照明,继续翻译他的书。

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1982年,杨敬年在全国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虽然重返讲台,但在1983年全国首招博士研究生时,75岁的他因超龄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从世俗的眼光看来,杨敬年最终居然连博导都不是,他“混得真是不济”。但他处之泰然:“落实政策后,南开大学20多名四级教授普遍升级,我却因‘没有能写出四级教授应当写出的东西’,不能入选,当时我想,是我没有能力写呢,还是环境不让我写?”

86岁那年,杨敬年恋恋不舍地告别讲台,并开始撰写《人性谈》,力图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人性。他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1998年11月,此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对此感到满意:“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105岁时,《人性谈》再版,他“在头脑里头修正”,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就联系他,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他感到此书对于传播普及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一口答应下来。图书多久可以译完?对此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但这位九旬老人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

也是在1998年,杨敬年失去了已在病床上躺了24年的爱妻。弥留之际她呼唤着:“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敬年俯下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

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学生们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每天早起,他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尤爱杜甫的《秋兴八首》。每晚他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当被媒体问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他的学生要为他写书,他嘱咐说:“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2016年6月,杨敬年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向他授予了最高级别的荣誉院士称号。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写给杨敬年的贺信中,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理查德·卡沃丁表示:“圣体学院的全体师生均以与您保有这层联系而骄傲。”

2016年9月4日,南开大学又一个新学年到来之际,被师生们称为“不老传奇”的杨敬年先生,终在天堂安息。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走完她105岁的人生旅程。为了纪念和缅怀杨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共收录了51位作者的46篇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回忆了和杨绛合作、交流的感人点滴。2016年12月11日,《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书在北京首发,人们围绕这本书缅怀这位百岁女先生的人格魅力,探讨其著作的文化价值。

用文字对中国文化表达自己最深的敬爱

我们纪念杨先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读她的著作。她的著作非常耐读。她对外语的理解很深,中文运用起来也非常自如,读她的翻译特别愉快。她还是一位好作家,有一种古典的风格。她写《干校六记》,特别克制,不表现愤怒,力量反而更加强大。

杨先生做人是非常低调的,她不希望自己百年以后有太多人来讨论。但是杨先生和钱先生两个人是有主心骨的,读他们的著作多了,就越来越为他们内在的坚强意志所感动。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深的热爱,他们骨子里是非常强的爱国者,但是他们从来不标榜。有一些记忆刻在心里面,是不会磨灭的,像刻在树上,越长大越深,比刻在石头碑上的还要深。他们对祖国有这么一种深深的感情,你可以从他们对文字之爱感受出来。我们说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几个字好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是跟文字打交道的,要把文字提炼到最高水准,这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深深的致敬,这一点他们两个人做到了极致。他们打通中西,兼通中外,内心又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有着挚爱,用文字对中国文化表达自己最深的敬爱。我们重读他们的著作会不断感受到,常读常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陆建德

著作等心非常不容易

我想说一点杨先生的素心,“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就是“素心之人”“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他们两个人好像毕生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些他们读书的心得,这似乎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经历了好几个时代,也为我们留下了做人很宝贵的遗产,就是怎么坚守自己做人的信念。

杨先生说她立志一生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我觉得她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他们用智慧避免了很多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麻烦”。这种“麻烦”不仅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也有可能是出于什么冲动,直接会对某些事件做一些举动或者说一些话,他们尽量克制,他们的克制能力非常令人惊讶。也正因为如此,我有时候想,后人评价他们的时候能不能也有点克制,比如说对杨先生的翻译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实际上对前人的成果你要有足够的尊重,翻译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自己的母语发展都那么快,表述不断丰富,你怎么能苛求前辈一定要拿出一部完美的作品?对于钱先生也是这样的,现在普遍的说法,说钱先生没有写那么多书,都是碎片化的,没有提出宏大的理论,像歌德或者他同时代的某些学者那样,致力于建构自己的一个体系。我觉得这是苛求,因为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人静静地多读几本书已经非常不容易。

“著作等身者多,著作等心者寡”。等心是不容易的,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杨先生有一颗坚韧的心,对母体文化的这种爱义无反顾,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他们一生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陈众议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源于心里深沉的爱

我在杨先生102岁、103岁生日的时候去拜访过她,特别受益,也很感慨。她知道我们要去,早就收拾好了,只要门铃一响她就走过来了,一开门就能握着手,而且她慈祥的面孔,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把你融化了。坐下来的时候,她幽默的话语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大师风范,尽管有那样的高度,她还那样富有幽默感,还是那样时尚,那样浪漫。

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同事们说,看来无论多大的年龄都可以浪漫,都可以很时尚。她在我心里非常高,高到可以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要学她这种家国情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较少考虑个人的名利,这恰恰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

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一切都源于她心里深沉的爱。你心里有多大的爱就有多大的担当和付出。“最贤的妻”,说的是她在家里的爱,对钱先生的爱,当爱无限大的时候,其实你就愿意为这个家担当所有的事,无怨无悔。 她对家的爱源于深层次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根植在她的心里。无论多有才,这个才对家里人没有意义,写多少小说不是为了家人看的,是给这个国家、民族积累文化、传承,这就体现了她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心,所以这样的高龄还在创作《走在人生的边上》。她要把自己肚子里的话倒出来,她最后的人生智慧还要贡献给社会和年轻人。什么叫责任担当?什么叫爱国?不是你天天挂在嘴上的,是你怎么做。当年他们是可以去台湾的,但是没有去台湾,还留在很贫穷的大陆,这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志向。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审 于殿利

除了享受她的作品,她的思想穿透力最重要

读书人常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道德的标榜上拔得比较高,但在践行自己所强调、信奉的信条时却容易出现偏差。杨先生深深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她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从她晚年的散文《走在人生边上》里提到的自我修炼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特别是在编她的文集的时候,她说凡是跟人发生过不愉快的,凡是不能给社会提供向上力量的文字一律都弃而不收,这体现了她的人生追求。

杨先生谈到人生修身问题时说:“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一个人如能看明白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这段文字读了之后我很感动,我觉得《走在人生边上》《坐在人生边上》是杨先生晚年思想高度的表达,这两篇作品是一个智慧老人最后的思想总结。如果讲她留给我们的精神产品是什么?除了能享受她的文学作品,她的思想的穿透力是最重要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周绚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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